表1：部分计算机网络攻击类袭击活动：目标、效果和嫌疑支持者 大国能携手合作共同构建网络战规范吗？本文作者引用新兴技术武器的规范演进理论回答这一问题：网络战的约束性规范将面临诸多挑战，或许永远都不会成功。作者认为在国家自身利益与约束性网络规范的权衡中，大国最终会毫不犹豫地以国家自身利益为重，加之受斯诺登“棱镜门”事件的影响，其他国家越来越不信任美国，这使得推动网络战约束性规范兴起更加任重而道远。文章编译如下： 摘要詹姆斯·福赛思和比利·波普两位学者认为，大国将不可避免地选择合作，并最终为网络空间制定规则、规范和标准。他们的论据基础是这种结果不可避免，因为“大国将别无选择，只能携手合作……以抵消多极化和垄断竞争的严重影响”。尽管日益激烈的竞争可以推动约束性规范的合作是不争事实，其他新兴技术武器的规范演进历程则表明，这种预期结果几乎不可能实现。詹姆斯•福赛思和比利•波普断言网络战的到来对各国提出一系列挑战，约束性规范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兴起。相反，新兴技术武器的规范演进理论将使人们最终得出结论：网络战约束性规范将面临诸多挑战，或许永远都不会成功。詹姆斯•福赛思和比利•波普的文章《结构性原因和网络效应：为什么网络空间中的国际规则不可避免》发表在美国《战略研究季刊》2014年冬季版上，该文章提出了一个关于网络冲突演进时期的关键性问题：网络战的约束性国际规范会出现并逐步完善吗？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正如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詹姆斯·克拉珀在近期听证会上所指出的：“网络功能广泛应用……远远超越了行为规范达成共识的速度，这增加了误算与误解的概率，可能导致意外冲突升级。”在回答这一问题时，詹姆斯•福赛思和比利•波普认为，大国将别无选择只能携手合作，并为网络空间制定规则、规范和标准。他们的观点认为这一结果是必然的，因为“大国将别无选择，只能携手合作……以抵消多极化和垄断竞争的严重影响。”尽管日益激烈的竞争可能推动约束性规范的合作似乎合情合理，其他新兴技术武器的规范演进历程则表明，这种预期结果几乎无法实现。历史上其他新兴技术武器的发展历程已经充分显现了这类挑战，如化学与生物武器、战略轰炸机和核武器。这三个历史实例的分析提供了宝贵经验，意味着为新兴技术武器量身定制的规范演进理论可以应用于网络战，以便更好地评估作者结论是否有理有据。本文正是遵循这种思路，首先定义了新兴技术武器和规范演进理论，然后简要回顾了网络战国际规范的当前现状。其次，文章举例说明了新兴技术武器的规范演进理论（主要以三个历史性实例分析为基础），并对当前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规范前景进行了描述。再次，为规范发展提出了一种精化理论作为评估网络战规范兴起的框架，这与詹姆斯•福赛思和比利•波普的观点相矛盾。这一论据就可得出一个结论：网络空间约束性国际规则绝非不可避免。 新兴技术武器和规范演进理论新兴技术武器是基于新技术或创新使用原有技术以达成某些特殊作战效果的武器。考虑到技术在不断创新进步，最初划为这一类型的武器可能最终被重新归类，因为更新的技术又出现了。例如，黑火药武器从14世纪开始在欧洲传播，曾经被定位为14世纪乃至15世纪的新兴技术武器，但这些武器不再新奇，很快就变得广泛普及。化学武器，在二十世纪初被认为是一种新兴技术武器。同理，战略轰炸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属于新兴技术武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几年里核武器和生物武器被认为是新兴技术武器。如今，网络武器用于开展计算机网络攻击（CNA），也被认为是新兴技术武器。詹姆斯•福赛思和比利•波普认为，“回顾其他安全体制的发展历程非常有用。”甚至暗示这些具体的历史实例可以成为构建网络战约束性规范的类比方案。他们的建议合情合理，但系统回顾这些历史实例后就会发现，网络战约束性规范前景似乎并不乐观。一般情况下，规范演进理论明确了规范潜在生命周期有三个关键阶段。这三个阶段是规范兴起、规范普及和规范内化。新兴技术武器规范演进理论的主要假设是：国家自身利益将发挥至关重要作用，如果那些考虑自身利益的国家能对规范达成一致共识，这对于规范兴起以及某一国家担当规范主导者都非常重要。他们还进一步指出，当主要行为者参与后，特别是当主要国家作为组织内的规范主导者和规范倡导者，规范兴起的可能性更大。联合国（UN）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目前是推动网络战新兴规范的两个主要政府机构和组织。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多边合作机构在积极推动着网络规范的构建，如伦敦网络空间国际会议（London Conference on Cyberspace）和网络规范国际学术研讨会。 网络约束性规范现状网络武器是新兴技术武器且出现时间并不长。大多数网络作战行动还是比较保密，对各国习惯性做法并没有详细记录。在谈及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了一种“人们无法看到、估量或预测恐惧”的新型战争样式时，詹姆斯•福赛思和比利•波普着重强调了这一观点，虽然迄今为止大多敌对网络活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战，而只是计算机网络刺探（CNE）和网络犯罪（cybercrime），这不应该被解释为应对计算机网络攻击类袭击活动的一种习惯性做法。相反，这就表明我们仅仅处于网络时代初期——类似于尚无战略轰炸机的十九世纪头十年。高级网络战目前仅仅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随着国际社会变得越来越沉浸和依赖网络空间，严格的目标集将逐步显现。在制约网络战的规范没有牢固建立之前，各国会表现得小心谨慎，因为他们也在慢慢试探网络空间中哪些行为可能是国际社会无法接受的底线。我们在表1中列举了较为典型的6起重大计算机网络攻击案例，并列举了网络攻击活动的嫌疑支持者、目的和效果。通过分析网络战的普遍性做法，总结这六起计算机网络攻击类袭击活动就可得出对网络战国际规范构建的一些共识。这些攻击行动主要有三个主要特点。首先，大多数（六个案件中有四个）网络攻击行动针对平民目标，这就说明一个明确以军事目标或对象为目标的约束性规范尚未出现。其次，即使在某种情况下网络攻击行动最终打击了军事目标，人们怀疑他们都是由西方国家（美国和以色列）发起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似乎表明网络战可能存在竞争性和更加宽泛性规范，这取决于网络攻击具体由哪个国家发动。这与规范兴起之初的预期竞争环境是一致的。再次，在这一方面网络战经验还非常有限。网络攻击并没有造成人员死亡或伤亡，也没有造成物理破坏，但是对战略性核心项目（如伊朗核反应堆离心机）的致命影响并不是特别普遍或严重。尽管上述信息表明当前很少存在约束网络战的标准化规范，如果真有的话，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与其他事情一道）早已帮助破除种种阻力达成共识，并为网络战编辑新兴规范。不过，总体而言网络冲突正在变得更具破坏性，很大程度上在公共讨论中保持隐蔽，参与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日益增多，主要是美国、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等国家的攻击性网络行动。更具破坏性和更复杂的网络武器可能被开发，部分原因是由于“震网”病毒所提供的成功经验和范例，以及该事件所引发的对网络武器的兴趣和扩散——在对开发这类武器未形成约束规则的情况下。其结果就是，网络武器的成本可能会越来越低，因为这些武器可能不断扩散并广泛应用。此外，网络战还包括一系列特征，这使得其对世界各国特别具有吸引力，世界各国都鼓励网络武器的扩散。网络战的这些特征包括攻击归因困难，相关技术的多用途性，目标和武器的不可预测性，潜在的主要附带损害或难以预料后果，威慑价值难以确定，频繁启动秘密计划开发这种武器，吸引弱国或非国家行为体将其作为一种非对称武器，作为传统军事行动的一种能力倍增器。他们还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尽管美国在构建约束性网络规范方面兴趣很高，但与此同时过去10年间在追求军事机密和智能计算机网络攻击能力方面却不遗余力。因此，网络战能力在军事冲突中将发挥日益决定性的作用，并正在逐步成为国家理论和军事能力的重要内容。30多个国家已采取措施将网络战能力纳入他们的军事规划和军队组织中，同时将网络战作为“武力”武器使用的可能性会增加。军事规划者都在积极寻求将进攻性网络战能力融入到当前战争规划中，这可能导致进攻性网络作战在战术、战役和战略层面军事行动中发挥更加决定性的作用。 规范演进理论实例如果当前这种趋势继续保持，新兴技术武器规范演进理论能为约束性国际规范发展预测什么呢？正如詹姆斯•福赛思和比利•波普（援引约翰•伊肯伯里）所主张的，大国间会达成共识通过制度性解决方案（例如规范）来极力保存实力以避免冲突，使他们的“指挥权地位更加可预言和受限制吗”？或者说，将规范演进理论应用到新兴技术武器会预测相反结果吗？后者很可能基于一个专门针对新兴技术武器和历史实例研究的改进型规范演进理论。当讨论网络战规范演进时，由于种种原因，化学和生物武器、战略轰炸机和核武器这三个历史实例非常重要。化学和生物武器与网络武器都是非传统武器，它们都具有前面所提到的诸多相同特征，具有显著的国际安全影响。这些无界性武器对非国家行为者非常具有吸引力，也对那些在攻击归因困难情况下企图取得匿名攻击效果的国家具有吸引力。在讨论非国家行为体“将继续对网络空间中国际规则构成严重挑战”时，詹姆斯•福赛思和比利•波普着重提到了这一点。与当前网络战情形一样，战略轰炸机迫使各国采用一种全新的战争技术和手段，特别是随着制空权理论兴起以及早期使用飞机向各城市扔炸弹，战略轰炸机作为一种新兴技术武器便出现了。与化学和生物武器相类似，战略轰炸机与网络战具有一些相同特征。战略轰炸机使得普通平民变得极易受攻击，非常难以防卫，并适用那些具有和平应用价值的技术（航空旅行和航空运输）——所有这些与当前网络战情形极其相似。通过标准化规则限制战略轰炸机的努力是自相矛盾的，有时完全是失败的，这使得它特别适合作为限制规范的范例，也适合解释其他因素如何阻止或逆转规范的构建。最后，我们来看核武器，核武器既像先前的战略轰炸机，也像今天的网络武器，对各国提出一种全新和新兴的作战技术挑战。核武器和网络武器，与其他新兴技术案例研究相似，与重要的国际安全影响具有许多相同特征，特别是对主要副作用或意想不到后果（由于副作用，在核武器情况下）和秘密开发计划的潜在影响。由于这些共同属性，可以吸取相关规范发展的经验教训，并构建一种可适用于预测约束性规范前景的框架作为解决网络武器使用的一种手段。虽然初看起来这三个历史性实例研究似乎验证了詹姆斯•福赛思和比利•波普的观点，即“大国将别无选择，只能携手合作，”但是基于网络战框架的谨慎运用却预言其结果前途非常渺茫。结合前文所提及的三个历史性实例研究，回顾规范演进理论如何具体应用到新兴技术武器，将有助于对网络战规范兴起前景的一个更加明智的预测。仔细分析这三个案例，为新兴技术武器制定约束性规范的主要原因是强国或相关国家认识到这些规范符合他们自身的国家利益。也就是说，国家利己主义与约束性规范直接或间接结合可能最终导致规范兴起，而该规范与那些认识到自身利益的主要国家或强国结合程度将决定规范能否迅速有效构建。国家利己主义作为关键因素将推动网络战规则构建，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当受到一个新兴的、尚未内化的规范挑战时，一个国家很快就拒绝该规范，并通过使用先前约束性新兴技术武器来达成物质利益，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化学和生物武器、战略轰炸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轰炸机一样。 网络战规范前景展望新兴技术武器规范演进理论的主要原则是：当重要的相关行为者参与时，特别是主要国家作为组织内部的规范主导者和规范倡导者时，规范更有可能形成。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许多国家目前正在通过各种政府机构和组织来推进各种新兴网络战规范。尽管这些组织和行为者各异，受一些因素激励，并采取了一系列办法，已经促成了多个候选网络战规范，包括对网络武器和网络战的全面禁止，不首先使用网络武器政策，现行武装冲突法律对网络战的适用性。因此，规范演进理论似乎可以将这解释为规范兴起进程的一个标志。但是，如果人们对这些努力进行深入分析，前景就不容乐观了。 强国，约束性规范和利己主义强国的利己主义国家行为者在规范兴起中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认识到自身利益的国家对规范兴起非常关键，对一个国家成为某一具体规范的主导者也非常重要。规范兴起的成功要求各国成为规范主导者。不论是否如詹姆斯•福赛思和比利•波普所说：“国际政治结构将恢复到其历史规范，多极化”，考虑自身利益的国家将不可能在构建约束性网络规范方面达成一致共识。毕竟，在1910年世界上有八大强国，很难对战略轰炸机的约束性规范形成共识，这绝不是推波助澜。因为网络武器很少公布于众且公众对其理解甚少，同时行为者对网络武器适用性和网络漏洞有不同理解，各国不愿在规范问题中担当主导者，因为他们可能无法确定这些武器对自身利益的影响。然而，如果主要强国成为非常重要的规范主导者并协助推动规范兴起，这种深思熟虑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此外，具体到中国、俄罗斯和美国（卓越的网络行为者），对他们各自网络规则分析表明，似乎有一种观点认为，每个国家都从网络战参与中获得了更多利益，这比严格限制或完全禁止网络战受益要多。从本质上讲，詹姆斯•福赛思和比利•波普乐观地认为，基于激烈的多极竞争压力各国将接受约束性规范，对网络空间的日益依赖，对信息技术（IT）基础设施的相关投资也不受支持。对网络战能力的国家投资和网络战规则与战略的发展，对那些认识到自身利益的国家提供洞察，为网络战新兴规范和行为提供预测。那么，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的网络战计划现状又如何呢？这里讨论的三个主要国家最为关键，由于他们网络战能力和活动范围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并且这三个国家也极可能成为那些准备在网络空间进行军事行动的其他国家的榜样。这些国家是新兴多极世界的主要规范主导者，规范演进理论对规范兴起非常重要。因此，回顾中国、俄罗斯和美国对网络战的兴趣和做法，这对预测网络战规范兴起非常重要，也对于验证或反驳詹姆斯•福赛思和比利•波普“国家利益将集中到约束性国际规范” 的主张非常有价值。 中国对网络战的兴趣中国在网络战中的早期活动和兴趣表明中国可能并不认为网络战约束性规范符合自身利益。中国曾经很大程度上不受网络规范限制，并正准备利用网络武器来破坏经济，破坏关键基础设施，并影响动能武装冲突。因此，中国不太可能成为一名畅所欲言的网络战规范主导者。中国以其广泛从事间谍类网络作战而闻名。例如，在2013年2月，美国网络安全公司Mandiant公司发布了一份报告，该报告详细研究了广泛性和系统性网络攻击，源自中国军事机构的网络攻击至少攻击了美国所属的141个不同商业和政府目标。这些网络攻击活动曾导致美国国防部（DOD）将中国列为“世界上经济间谍活动最活跃和最持久的犯罪者”之一，并指出中国也在“寻找利用网络开展进攻性军事行动的方法。”而后一点正是本文最感兴趣的。中国在网络空间中持续快速发展并将先进生产力部署到网络空间，但其对网络战的兴趣似乎是不对称的、战略性的。 俄罗斯对网络战的兴趣和中国一样，俄罗斯的早期网络战活动（尤其是对爱沙尼亚和格鲁吉亚的网络攻击）表明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约束性网络规范的限制，并正准备在大规模冲突中使用网络武器来打击各种目标。俄罗斯可能并没有考虑约束性规范兴起符合其自身国家利益。因此，人们认为俄罗斯不可能成为一名畅所欲言的规范主导者。然而，俄罗斯曾经是全面禁止网络武器的主要倡导者。这就类似于核时代早期的苏联，一方面极力妖化美国拥有核武器的危险性，另一方面自己努力研发核武器。这有助于说明强国在他们自身利益范围内装腔作势充当规范主导者，但与此同时对候选规范却不屑一顾。或许，俄罗斯对网络战全面约束性规范（基于其在联合国的表现，并建议“为信息安全建立国际行为守则”）的混淆支持，可能基于其对网络战争的宽泛定义，以及企图通过一种约束性规范阻止“宣道总会”在俄罗斯境内及其邻国宣传误导的国家利益考虑。然而，俄罗斯立场也可能没有诚意，因为俄罗斯曾经一方面公开宣布支持《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同时发射了一枚导弹，这就违反了生物武器计划。要在主要网络行为者之间达成真正一致共识，必须得解决限制言论自由的独裁主义利益，这可能会削弱俄罗斯的支持。众所周知，俄罗斯联邦对网络战非常感兴趣。然而，除了爱沙尼亚和格鲁吉亚网络攻击事件，人们很少知道俄罗斯的网络战实力。有人认为俄罗斯在网络空间“较为文静”且没有劣迹，这就暗示通过高水平的欺骗手段可以使俄罗斯黑客轻松逃避检测。无独有偶，俄罗斯新军事学说也对这一意图进行了阐述，俄罗斯新军事学说表明未来冲突将需要“早期不使用武力而采取信息战手段达成政治目的，并在未来对国际社会使用军事力量产生积极影响”。 美国对网络战的兴趣当谈及网络战争时，中国或许是最喧嚣的国家，俄罗斯或许是最隐蔽的国家，而美国则是最成熟的国家。美国正在大幅扩充专门从事网络战的军事组织规模，并定期参与“进攻性网络作战行动”演习。然而，与俄罗斯开展网络攻击和中国制定网络规划不同，美国似乎对网络战运用保持克制，尽量避免以非军事资产为目标。这似乎表明美国正在充当某类约束性网络规范的主导者，尽管网络空间的国家总体军事化可能正在抵消这种约束性规范促动效应。虽然美国最近为网络战交战制定了机密性规则，美国已阐明其在网络空间使用武力或应对敌对性网络攻击时的几种限制条件。例如，2011年5月《网络空间国际战略》规定，美国有权“使用一切必要手段”保卫美国与盟友及其合作伙伴，但在“[使用]军事力量之前，会用尽（除军事力量之外的）一切可用手段”。此外，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威廉·林恩明确表示：“根据武装冲突法，美国将对严重的网络攻击保留采取合理性、均衡性、有效性军事响应的权力”。最后，美国在网络战中的行为和兴趣表明，美国并没有考虑在其自身利益范围内制定严格的约束性规范。 情报泄漏事件削弱了各国对约束性规范的支持爱德华·斯诺登揭露美国机密监听计划的“棱镜门”事件引发了对手和盟友对美国的不信任，该事件的影响远远要比当前预期深远，同时使各国对规范达成共识更加复杂和困难。当最初报到斯诺登泄露了机密文件时，包括那些描述进攻性网络攻击的机密文件，顿时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美国网络行动上，迄今为止美国在网络空间秘密攻击性行动的广度和深度令全世界震惊。爱德华·斯诺登事件披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网络情报收集工作范围的真相，致使一些美国盟国（如德国和芬兰）开始构建自己独立的IT基础设施，如光纤电缆。此外，法国也公布了本国的数据反监听计划。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取消了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并谴责美国国家安全局行为是“对国家主权的侵犯。”美国网络安全公司FireEye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大卫•德•沃尔特预测，未来将日益“网络巴尔干化”，并有更多“网络民族主义者”和越来越少的国际合作。目前仅仅斯诺登“棱镜门”事件就可能对约束性网络战规范进展产生影响；然而，更多泄密事件将可能发生。将来的网络泄密事件可能会破坏美国国家利益，提高网络武器项目的国家秘密等级，也造成对美国意图及其他重要网络行为者的不信任。这种效果在俄罗斯政府消息人士2013年底的言论中就能得到证实，他宣称在网络空间“华盛顿已经失去了道德典范”，并支持俄罗斯在联合国第一委员会网络决议上的提案，题为《国际安全背景下的信息和电信领域发展》，而且政府专家组（GGE）正与俄罗斯变得越来越友好。利己主义行为者的大力支持似乎并没有对网络战约束性规范达成全面共识，近期事态发展使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变得更加渺茫。 影响规范兴起的次要因素新兴技术武器规范演进理论也需要考虑规范兴起的次要原因，如：•与现有规范的一致性和可移植性；•在武器存在或完全形成能力或广泛普及之前，构建一种永久性规范；•关于武器的可能威胁影响经常被私营部门通过行业和支持机构恶意夸大；•无法抵御网络武器的这种理念助长了抵制网络规范中的国家利益；•对特定类型武器拥有整体优势的单一行为者，将对这类武器的规范兴起具有显著影响；•武器扩散延迟（通常由于技术壁垒）拖延了约束性规范的兴起。对新兴技术武器规范演进理论的全面回顾，是预测网络相关武器和网络战争规范兴起的框架，并将应用到本文其余部分进一步预测网络规范前景。与现行主导规范相一致已不太可能如果当前这种趋势继续保持，将这种规范应用到网络战时，其与现行规范的一致性前景并不被看好。首先，网络规范将很难与现有规范达成一致性和可移植性。然而不幸的是，新兴技术武器候选规范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型武器与现有规范类型结合一致性的程度，然后开始将新规范结合到现有规范。虽然网络武器和网络战争与某些武器存在一些共同特征，特别是与非传统武器和新兴技术武器，总体来看他们的确有其特殊性。事实上，网络战有其特殊性，以致于其可以在陆、海、空、天传统领域以外的全新的、人造领域运行。网络规范与许多主导规范缺少明显一致性；因此，使规范倡导者将网络战候选规范移植到现行规范上就非常困难了。也许最明智的选择是基于现行武装冲突法的人道主义准则，特别是关于保护平民和最低限度减少间接损害的规范。这正是北约卓越合作网络防御中心制定《塔林网络战国际法手册》所试图实现的目标，该手册以主张“网络空间不需要新规则，现有国际法适用于网络空间”为原则，对网络战适用国际法问题进行了解释。然而，由于对关键条款未达成一致共识，以及对敌对网络作战行动范围有不同认识，使得与现行规范一致性和可移植性变得非常复杂和困难。 抢先构建网络战规范为时已晚规范兴起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如果候选规范能够在武器存在或者完全形成能力或普及之前就永久地或抢先确立，那么构建的这种规范一般比较成功。对于网络战来说，列车已经完全离站了。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詹姆斯·安德鲁·刘易斯确定了2006年至2013年间发生的16起重要的网络攻击类袭击事件。这些事件包括全球范围内的重大网络攻击，发生在世界各地如前苏联国家的爱沙尼亚和格鲁吉亚，中东地区的伊朗和沙特。虽然目前还没有人员因网络攻击而丧生，抢先构建一个永久性规范的时机早已错过了。 过分夸大了来网络战能力和网络威胁过分夸大未来网络战能力和网络战威胁将引发诸多挑战。虽然已经证明某种程度上网络战（例如，Stuxnet病毒）利用了网络空间的隐蔽性和秘密性，使查明行为者和他们意图非常困难，从而限制了对近期网络攻击事件的追究问责。这就对网络战未来效用和战略影响产生了理论分歧和争论。为了说明这一事实，一些分析者、政策制定者和学者认为网络战构成了一个重大威胁，并警告当关键基础设施遭到攻击时，会发生网络“珍珠港”或“网络911”事件。那些关于网络战威胁影响和严重性的倡导者包括了主要决策者，如美国国防部前国务卿帕内塔。另一方面，有人曾经认为某些言论（如帕内塔）完全夸大其词，网络战并没有带来如此可怕的威胁，按照严格定义来讲网络战甚至可能并未构成战争。德国学者托马斯·里德是这种说法的主要倡导者，在他的畅销书《网络战将不会发生》中详细阐明了这一观点。在2013年12月出版的《外交季刊》上，托马斯·里德争论说，网络攻击不仅不是一个主要威胁，而且实际上它将“削弱而非加强了政治暴力”，通过为各国和其他行为者提供在战争门槛下参与侵略的新机制。其它学者（如埃里克·加兹克）与托马斯·里德观点基本相同，并认为网络战 “不可能成为世界事务中关键因素……因为许多观察家似乎都这么认为”。然而，网络安全是IT安全厂商的一个巨大的新兴商机，行业公司Deltek报告说美国联邦政府IT安全市场将从2010年的86亿元增加至2015年的133亿元（9.1％的复合年均增长率）。IT安全专家布鲁斯·施奈尔声称这些公司（与他们的政府客户）受益于网络增长，且网络战已经成为“调门过高的宣传骗局”。布鲁斯·施奈尔指出，这些公司曾经受益于各国对网络战缺乏标准条款或广泛了解，并将大范围网络威胁（计算机网络刺探、计算机网络攻击、网络犯罪等）混为一谈。到目前为止，一些批评家已经将这种对抗性态势比作花言巧语的“网络末日”，或者作为“网络安全工业联合体”类似于经常被嘲笑的“国防工业联合体”。将规范演进理论应用于这一案例就表明，有关网络战在国际关系和冲突中的影响和作用的不同看法将削弱规范的构建，如在二十世纪早期战略制空权的作用和影响被过高评论。 网络战无法防御理念的影响网络武器无法防御的理念将助长约束性规范中的国家利益，也将限制互补性协议的有效性，并可能导致网络武器扩散。其结果就是，一旦基于协议的规范受到侵犯，紧张的国内压力将因规范报复性侵犯而增加。在许多情况下，认为美国对网络武器的防御并不充分。2013年1月来自美国国防部国防科学委员会（DOD’s Defense Science Board）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美国“并不自信”关键IT系统可以防御一个拥有充足攻击资源的网络对手。网络空间本质具有保密性，“零日”漏洞使得防御变得更加困难，并推动了应对网络威胁的其他战略利益，其中包括约束性国际规范。这种情况就说明行为者和组织广泛参与早期规范宣传，并代表了成功构建网络战规范的积极因素。然而，新兴技术武器规范的经验与防御弱点具有相似理念，这就表明尽管这可能助长规范构建中的利益，这些规范将毫无价值，且主要应用于网络使用而不是网络扩散，因为行为者将继续开发并追求网络武器，因为这些行为者认为他们不能一味依靠网络防御，转而寻求网络威慑能力。此外，如果违背了早期规则，考虑到无法防御持续性的网络侵犯，需要利用国内压力来应对这种挑战，这将导致规范的迅速侵蚀。早期网络规范会受到侵犯，应对这种挑战国内压力可能会加强。事实上，2012年8月伊朗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Saudi Aramco)攻击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伊朗对Stuxnet病毒的报复性行动。网络空间的攻击归因困难可能将助推这种态势，通过在采用新兴技术武器之前采取报复性行动。 整体优势和延时扩散与应用最后，武器扩散与应用将在规范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它将影响约束性规范中的国家利益。对于网络战来说，没有那个行为者在网络空间具有像美国在核时代早期的完全垄断优势——这使得美国在核约束性规范兴起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由于网络武器的持续扩散，网络技术的多用途性，以及相对较低的准入成本，延迟网络武器扩散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网络武器应用可能有不同的标准，一些国家如美国、中国、俄罗斯、以色列拥有最先进的网络弹头。为新兴技术武器发展约束性规范的经验表明，拥有强大网络武器的国家更可能抵制任何约束性规范的构建。对于一个强大的国家权力机构来说，如美国的国家安全局（NSA）或俄罗斯的联邦政府信息与通信局（Federal Agency of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就是允许自行处理规范的潜在倡导者。虽然俄罗斯在联合国一直是完全禁止网络武器的主要倡导者，他们的兴趣可能受美国主导网络力量这种观念的驱动，或者更愤世嫉俗，也可能类似于苏联早期口是心非地推进约束性生物武器和核武器规范，同时背地里积极发展这些武器。不管怎样，对网络能力应用与开发的不同观念表明对网络战约束性规范存在分歧，使得很难达成共识。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尽管很多行为者和组织参与了制定网络战候选规范，但是除对武装冲突法理论应用达成初步共识外，迄今为止并没有达成更加实质性的进展。最后，如果当前这种趋势继续保持，新兴技术武器的规范演进理论预测网络战约束性规范的兴起与早期发展将受到挑战，并可能永远也无法形成。主要国家（特别是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等国家）不可能认识到严格的约束性规范兴起符合他们自身的国家利益。此外，与现行规范一致性与可移植性的限制性选择，无法先发制人建立一种禁令，缺乏整体统治优势，网络武器的日益扩散与应用，并且由于强国的利己主义国家行为者无法对候选规范达成共识，这将对规范兴起产生严重障碍。然而，联系到网络武器无法完全防御的观念，以及行业和政府过分炒作网络战威胁，都忽视了网络战约束性规范重要普遍兴趣——这导致很多行为者和组织政党的兴起。要想取得成功，就需要对网络规范达成共识，同时这种共识在当前或不久将来似乎并非必然。当谈到网络规范时，詹姆斯•福赛思和比利•波普所解释的“似乎最为必然合理的期望论述与当前国家实践并不一致”这种说法在未来几年仍将适用。 展望网络战规范普及和规范内化尽管新兴技术武器规范演进理论预测网络战约束性规范的可能性非常小，但值得简要回顾该理论对实现规范普及和规范内化究竟能预测什么非常必要。正如詹姆斯•福赛思和比利•波普所期望的，如果一个规范对国际体系具有结构性影响，规范生命周期后两个阶段就非常重要。如果一个约束性网络规范发展到规范普及，那么实际上更可能形成一个分界点。某些指标对规范普及的实现非常重要，如缓解攻击归因难题的潜在技术进步，获得网络武器的非传统特征，以及庞大的国际军控与裁军机构。然而，规范普及会发生吗，使规范内化将不太可能——这主要是由于网络技术的保密性和多用途性，这就对规范内化构成了各自壁垒，并为社团和私营部门支持形成了直接国际压力。其结果就是，规范内化可能对规范管理使用更加有用，但是对网络战兴起、扩散和解除的效果并不明显。 结论网络战尚处于起步阶段，在未来几十年里这种新战争模式将如何演变有多种可能。然而，可以提出关于网络战约束性规范兴起前景的合理性结论。虽然詹姆斯•福赛思和比利•波普认为，“只要国家社会存在……大国将不可避免地利用网络空间来加强而不是削弱它的存在”，最终大国将“别无选择，只能携手合作”，并制定约束性规范，但是涉及其他新兴技术武器的基于历史实例研究的规范演进理论判断并非如此。该理论表明为网络战制定约束性规范面临诸多障碍，如果当前这种趋势继续保持，网络战约束性规范兴起将困难重重，甚至可能永远无法实现规范普及。这主要是由于强国和重要行为者在严格约束性规范与自身利益之间不可能达成一致共识。新兴技术武器规范演进理论预测约束性网络规范进展前景非常悲观，更让人担忧的是，网络战威胁并没有减低。认识到约束性规范不太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固定机制，正如詹姆斯•福赛思和比利•波普所预测的“强化法律责任，降低交易成本，并减少不确定性”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它允许政策制定者转向寻找取得更加有效策略来解决这一日益严重的威胁。